豫剧作为中原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剧种，自清末民初以来便深深植根于民间，以其高亢激越的唱腔、通俗易懂的唱词和贴近生活的表演，成为民众表达情感、传递思想的重要载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豫剧艺人迅速将家国情怀融入创作，通过大量揭露日军暴行、痛斥侵略者罪行的剧目与唱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骂鬼子”艺术表达，成为凝聚民心、鼓舞抗战斗志的文艺武器。
豫剧“骂鬼子”的历史背景与创作动因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地区相继沦陷，河南地处中原，成为抗战的前沿阵地，日军在河南实行“三光政策”，无辜百姓流离失所，田园化为焦土，豫剧艺人作为深受其害的群体，既目睹了侵略者的残暴，也感受到了民众的反抗意志，他们自发拿起戏曲这一武器，将“骂鬼子”作为核心主题，通过舞台再现日军的兽行，抒发对侵略者的切齿痛恨，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
此时的豫剧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一是题材上直接取材于抗战现实，如《打东洋》《烧杀抢掠记》《汉奸的下场》等剧目，均以真实事件为蓝本；二是语言上打破传统程式，大量使用方言俚语和民间俗语，让“骂鬼子”的唱词直白有力、通俗易懂，如“狗日的东洋鬼，良心被狗啃”“烧俺的房，杀俺的人，这笔血债必清算”等，一听便懂，深入人心；三是表演上融入生活化细节，演员通过夸张的面部表情、激昂的身段动作，将“骂”的愤怒与“恨”的痛切具象化，让台下观众感同身受。
“骂鬼子”剧目与唱段的内容解析
豫剧“骂鬼子”的剧目虽多，但核心内容可概括为“揭露暴行—痛斥汉奸—号召反抗”三重逻辑，通过具体人物和故事，将抽象的“抗日”理念转化为生动的舞台形象。
（一）揭露日军暴行：血泪控诉与苦难叙事
此类剧目以“哭诉”与“控诉”为基调，通过受害者之口再现日军的非人暴行，血泪仇》中，王老汉一家被日军杀害，只剩孙女孤身一人，唱段中“鬼子进村如虎狼，鸡犬不留烧房梁，老汉我护孙被刀砍，鲜血流了三尺长”的唱词，用具体场景描绘苦难，字字血泪，声声泣诉。《火烧赵家楼》则以“三光政策”为背景，讲述村民赵老汉因不愿交出粮食，被日军活活烧死的惨剧，唱段“火光冲天照眼明，赵家楼里鬼嚎声，老汉我身上着了火，咬碎牙关骂不停——狗日的东洋兵，你们也有爹娘生！”将“骂”与“死”的悲壮结合，凸显了民众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二）痛斥汉奸：民族败类的丑态与下场
“骂鬼子”的同时，豫剧艺人也将矛头指向助纣为虐的汉奸，通过讽刺与批判，警示民众“认敌为友”的危害。《汉奸的下场》中的汉奸“张翻译”，为讨好日军出卖同胞，最终被民众处决，剧中用丑角扮相演绎其丑态：点头哈腰、说谎不打草稿，唱段“东洋爹叫得甜，忘了祖宗忘了本，哪一天鬼子走了，你也是丧家犬”极尽讽刺之能事，而《锄奸记》则通过女主人公亲手处死汉奸丈夫的情节，传递“大义灭亲”的价值观，唱段“你是人面兽心肝，帮着鬼子害乡邻，今日我送你上西天，为保一方百姓安”，将“骂”升华为“除奸”的行动，强化了戏剧的冲突与教育意义。
（三）号召反抗：从“忍气吞声”到“拿起武器”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豫剧“骂鬼子”的主题逐渐从“控诉”转向“反抗”，大量剧目出现“拿起武器保家乡”的号召性唱段。《花木兰》（抗战改编版）虽以传统故事为框架，但将“替父从军”的动机改为“打跑东洋鬼”，唱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东洋鬼子来侵犯，男女都须上前线”赋予传统剧目新的时代内涵。《十二寡妇征西》（改编为《十二寡妇打东洋》）则直接塑造女性抗敌群体，唱段“夫被鬼子害了命，留下寡妇要报仇，拿起大刀和长矛，不杀倭寇不罢休”，打破了传统戏曲中女性的柔弱形象，展现了全民抗战的磅礴力量。
“骂鬼子”的艺术手法与舞台呈现
豫剧“骂鬼子”之所以能深入民心，离不开其独特的艺术手法，既保留了传统戏曲的程式美，又融入了民间艺术的鲜活基因。
（一）唱腔：以“高亢”与“悲愤”传递情绪
豫剧的豫东调、豫西调等不同声腔，在“骂鬼子”剧目中发挥了情绪放大器的作用，豫东调的“大本腔”高亢激越，如《打东洋》中“俺这里举起开山斧，砍尽鬼子狗头颅”的唱段，演员用炸音、甩腔将愤怒推向高潮；豫西调的“寒韵”则擅长表现悲愤，如《血泪仇》中“孙女儿啊，你爹娘被鬼子害，咱家破人亡无处挨”的哭腔，通过颤音、泣音让观众感受到锥心之痛，豫剧特有的“飞板”“垛板”等板式，在“骂”的段落中节奏加快，字字如刀，句句似箭，形成强烈的听觉冲击。
（二）念白：方言俚语的“接地气”表达
念白是豫剧“骂鬼子”的重要载体，艺人大量使用河南方言中的“土话”“狠话”，让“骂”更具生活气息，日军被称为“东洋鬼”“小鬼子”“东洋倭寇”，汉奸被称为“二鬼子”“狗腿子”，骂日军暴行时说“烧杀抢掠，丧尽天良”，骂汉奸时说“良心让狗吃了，祖宗八辈都丢人”，这些方言俚语不仅通俗易懂，还带有强烈的乡土情感，让台下的农民观众一听便觉得“这是替俺们骂的”，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
（三）表演：身段与脸谱的“符号化”表达
在表演上，“骂鬼子”剧目通过夸张的身段和脸谱化设计，强化角色的情感与立场，饰演日生的演员常勾画白脸、吊眼梢，配以八字胡，动作上故意模仿侵略者的猥琐与残暴；饰演汉奸的丑角则歪嘴、斜眼，走路时摇摇晃晃，用谄媚的媚态与角色的卑劣形成反差；而正面角色（如农民、士兵）则瞪圆双眼、握紧拳头，唱到“骂鬼子”时 often 伴有跺脚、甩袖等动作，将愤怒外化为可见的肢体语言，这种“符号化”的表演，让观众在瞬间便能分辨善恶，直抵戏剧的核心冲突。
“骂鬼子”的社会影响与历史价值
豫剧“骂鬼子”在抗战时期的社会影响是深远而多维度的，从传播范围看，豫剧流行于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农村草台班子的演出覆盖了广大的乡村地区，据统计，仅1940年至1945年，河南各地豫剧班社演出的“骂鬼子”剧目就超过200部，观众累计达数千万人次，从动员效果看，这些剧目直接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许多青年观众看完演出后当场报名参军，甚至出现“村村有戏台，台台骂鬼子，台上演抗敌，台下齐报名”的盛况，从文化价值看，“骂鬼子”创作打破了传统戏曲“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题材局限，将“民间苦难”“民族大义”引入舞台，推动了豫剧的现代化转型，为后来的现代戏创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不同类型“骂鬼子”剧目对比分析
| 剧目名称 | 核心唱段/情节 | 骂/揭露的内容 | 艺术手法 | 社会影响 |
|---|---|---|---|---|
| 《血泪仇》 | “鬼子进村如虎狼，鸡犬不留烧房梁” | 日军“三光政策”下的家庭悲剧 | 哭腔、方言叙事 | 引发广泛共鸣，激发仇恨 |
| 《汉奸的下场》 | “东洋爹叫得甜，忘了祖宗忘了本” | 汉奸的丑态与背叛 | 丑角讽刺、夸张表演 | 警示民众，强化民族认同 |
| 《花木兰》（改编版） | “男女都须上前线，打跑东洋鬼还家园” | 全民抗战的号召 | 传统曲调改编、高亢唱腔 | 赋予传统剧目新意义 |
相关问答FAQs
问题1：豫剧中的“骂鬼子”唱段为何能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宣传方式？
解答：豫剧“骂鬼子”唱段之所以能深入人心，主要得益于三方面：一是贴近性，其语言使用河南方言和民间俗语，内容取材于民众的真实苦难，让普通百姓一听便懂、感同身受；二是感染力，通过高亢的唱腔、悲愤的念白和夸张的表演，将“骂”的愤怒与“恨”的痛切转化为强烈的情感冲击，能瞬间点燃观众的抗日热情；三是动员性，剧目不仅揭露暴行，更直接号召“拿起武器保家乡”，将艺术欣赏转化为实际行动，起到了“文艺轻骑兵”的动员作用。
问题2：豫剧“骂鬼子”的创作对当代戏曲创作有何启示？
解答：豫剧“骂鬼子”的创作经验对当代戏曲有重要启示：一是“扎根人民”，只有从生活中汲取素材，反映人民真实的情感与需求，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二是“守正创新”，在保留传统戏曲程式美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如方言、现代故事），让古老艺术焕发新活力；三是“价值引领”，戏曲不仅要娱乐，更要承担社会责任，通过传递正能量（如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实现“以文化人”的社会功能，当代戏曲创作可从中借鉴，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讲好“时代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