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角色蜕变与功能拓展，从以娱乐消遣为主的舞台艺术，转变为凝聚民族精神、动员全民抗战的重要文化武器，这一时期，戏曲不仅承载着记录战争、揭露侵略的历史使命，更以其通俗性、感染力和群众基础，成为连接前线与后方、唤醒民众爱国情怀的“精神号角”，在烽火岁月中绽放出独特光芒。

角色蜕变：从“舞台消遣”到“抗战号角”的觉醒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戏曲多以历史故事、才子佳人、神话传说为主要题材，是市井民众重要的娱乐方式，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现实，迫使戏曲从业者重新审视艺术的社会功能，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再到全国抗战爆发，戏曲界人士逐渐意识到，艺术不能置身事外，必须成为民族救亡的“喉舌”，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艺人的自觉行动上：京剧大师梅兰芳蓄须明志，拒绝为日伪演出，程砚秋“罢歌唱亡”，用无声的方式表达抗议；田汉、欧阳予倩等戏剧家则主动投身戏曲改革，将抗日救亡思想融入创作，推动戏曲从“消遣品”转变为“宣传品”。

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提出“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号召，戏曲界迅速响应，各地纷纷成立“抗敌演剧队”“平剧宣传队”等组织，艺人深入前线、后方、沦陷区，以戏曲为武器开展宣传，京剧演员李万春编演《徽钦二帝》，借北宋灭亡的历史影射日伪统治，激发民众仇恨；评剧演员白玉霜在华北农村演出《枪毙亲娘汉》，揭露汉奸卖国行径，台下观众常因剧情悲愤而痛哭流涕，这种“台上演戏、台下抗日”的实践，让戏曲彻底摆脱了传统娱乐的局限，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剧种实践：多元戏曲的抗日足迹

中国戏曲剧种丰富,在抗战时期，各地方剧种结合地域特色和观众特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抗日实践。

京剧作为“国剧”，承担了面向全国、影响广泛的重任，田汉改编的《江姐》（原名《红梅记》）虽为话剧，但其“革命样板戏”的思路启发了京剧改革；马彦祥创作的《亡宋鉴》，借南宋抗元故事号召“团结御侮”；周信芳主演的《徽钦二帝》，通过宋徽宗、宋钦宗被掳的屈辱历史，唤醒民众“不做亡国奴”的意识，这些剧目多取材历史典故，以“古鉴今”的方式规避审查，同时让观众迅速理解抗日主题。

地方戏曲则因贴近基层生活，更具“接地气”的宣传效果，秦腔在西北地区广受欢迎，作家马健翎创作《血泪仇》《中国魂》等剧，以难民视角控诉日军暴行，剧中“咱中国人要活命，就得把刀枪对准东洋兵”的唱词，成为西北农村的抗日口号；评剧在华北、东北流行，成兆才编写的《桃花庄》，讲述村民配合八路军伏击日伪军的故事，演出时常有观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川剧则以辛辣讽刺见长，艺人周慕莲编演《跪池》，借《琵琶记》中“赵五娘寻夫”的框架，揭露日伪“强化治安”的虚伪；粤剧在港澳及海外华人圈影响深远，马师曾、红线女主演的《梁红玉》，借女将抗金的故事鼓舞侨胞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

民间小戏如秧歌戏、花鼓戏等，也发挥了灵活多样的宣传作用，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将传统秧歌改编为《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通过轻松幽默的剧情宣传“自力更生、支援前线”；在苏南，新四军文工团用锡剧小戏《送军粮》，动员妇女为前线运送物资，这些短小精悍的剧目往往在田间地头、村口广场演出，演员与观众同台互动，抗日思想自然融入民众日常生活。

内容革新：题材与形式的突破

抗战时期戏曲的革新,首先体现在题材的彻底转向：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转向“抗日英雄、民族苦难”，直接描写战场、歌颂英雄的剧目大量涌现，如京剧《杨靖宇》（歌颂东北抗联将领）、《八百壮士》（反映四行仓库保卫战）；揭露日伪暴行的剧目如秦腔《穷人恨》、评剧《卖子恨》，通过难民、劳工的悲惨遭遇，激发民众仇恨；反映军民团结的剧目如《大家一条心》《军民鱼水情》，则强化了“全民族抗战”的意识。

形式上,戏曲突破了传统“唱念做打”的程式，更注重贴近现实、通俗易懂，为让不识字的农民看懂剧情，艺人简化唱词，增加道白和动作；为适应流动宣传，出现了“街头戏”“活报剧”等短小形式，演员用简单道具在集市、车站演出，如京剧《放下你的鞭子》（虽为独幕剧，但常与戏曲穿插演出），通过“老汉打女儿”的情节引出“抗日救亡”的主题，台下观众常自发加入高呼口号。“旧瓶装新酒”的做法普遍流行，即用传统戏曲的曲调填入抗日新词，如用京剧《武家坡》的西皮流水唱段改编为“送郎参军上前线”，既保留了戏曲韵味，又传递了新思想。

社会影响：凝聚民心的“精神武器”

戏曲在抗战中的最大价值,在于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在前线，士兵观看《梁红玉击鼓战金山》后，士气大振，有战士说“看了戏，感觉自己就是梁红玉，要跟鬼子拼到底”；在后方，妇女观看《送军粮》后，主动组织运输队，儿童则学唱《抗日童谣》（如“小日本，野心狼，想要中国做牧场”），成为“小宣传员”；在沦陷区，艺人以“隐晦演出”的方式传递抗日思想，如上海京剧演员演出《岳母刺字》，将“精忠报国”的台词改为“赶走倭寇，还我河山”，观众心领神会，暗自传递。

戏曲还成为连接海内外的文化纽带,1941年，梅兰芳赴美演出《抗金兵》，在纽约百老汇引起轰动，海外侨胞看完后纷纷表示“捐款捐物，支援祖国”；南洋粤剧艺人组织“筹赈会”，演出《梁红玉》《戚继光》等剧，募集款项达数千万法币，有力支援了国内抗战，可以说，戏曲以其“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植入人心，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

抗日战争时期戏曲抗日实践代表剧目及影响

FAQs

Q1：戏曲在抗战中的宣传方式有哪些创新？
A1：戏曲在抗战中的宣传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题材创新，从历史典故转向现实抗战，如《杨靖宇》《血泪仇》直接描写战争与苦难；二是形式创新，打破传统程式，出现“街头戏”“活报剧”等短小灵活的形式，并简化唱词、增加道白，让不识字的民众也能看懂；三是传播渠道创新，艺人深入前线、农村、沦陷区，甚至通过海外演出连接侨胞，同时将戏曲与群众运动结合（如演出后组织捐款、参军），让宣传从“舞台”走向“生活”。

Q2：为什么说戏曲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精神武器”？
A2：戏曲成为抗战“精神武器”，源于其独特的文化优势：一是通俗性，戏曲语言贴近生活，唱词、道白易懂，且与地方方言结合，能被不同文化程度的民众接受；二是感染力，通过“唱念做打”的表演，将抗日情感具象化，如《梁红玉》的鼓声、《血泪仇》的哭诉，能直接引发观众共鸣；三是群众基础，戏曲长期扎根民间，艺人与民众联系紧密，其宣传更容易被信任和接受，正是这些特点，让戏曲能够凝聚民心、鼓舞士气，成为抗战时期不可或缺的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