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剧传统剧目中,“王俊火烧余洪”是一出以智谋取胜的武戏经典，虽非当下舞台高频上演，却因其跌宕的剧情鲜明的人物和独特的舞台呈现，在京剧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出戏以宋代杨家将故事为背景，通过宋军将领王俊巧施火攻计大败西夏猛将余洪的情节，展现了战争中的智慧与勇武，同时也体现了京剧“武戏文唱”的艺术魅力。
剧情发生在北宋仁宗年间,西夏国大将余洪（人称“黑煞神”）率十万大军入侵边境，此人善使大刀，有万夫不当之勇，宋军将领屡战屡败，边关告急，朝中急派杨宗保挂帅出征，王俊被任命为副将，随军参赞军机，王俊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猛将，而是以足智多谋著称，他深知正面硬拼难以取胜，遂决定利用地形和天气设下火攻之计，余洪性情暴躁，有勇无谋，王俊便故意派兵在峡谷两侧虚设旗帜，佯装败退，诱使余洪率部追击，当余洪率军进入狭窄的葫芦谷时，王俊命士兵预先埋下的硫磺、焰硝等引火之物被点燃，瞬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宋军趁机从四面八方杀出，前后夹击，余洪在烈火中狼狈逃窜，最终被王俊一刀斩于马下，西夏军大败，边境得以安宁。
剧中两位核心人物性格鲜明,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冲突，王俊作为宋军副将，年龄约四十岁，属于文武老生行当，他外表沉稳内敛，眼神中透着睿智与果敢，唱腔以二黄、西皮为主，念白苍劲有力，多用韵白，表现其将领的身份与谋士的缜密，例如在定计时的唱段“敌军压境如潮涌，若硬拼必损我精兵”，通过平稳的节奏和清晰的吐字，展现其临危不乱的气质；而在火起后指挥作战时，则转为高亢的西皮流水板“火光起，喊声震，杀敌寇，报国恩”，节奏加快，情绪激昂，凸显战场的热烈气氛，他的表演动作也极具特点，如“捋髯沉思”“执旗指挥”“拔剑前指”等，既文雅又充满力量，将“智将”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余洪作为西夏国大将军,属于净角（架子花脸），脸谱以黑、红为主，黑脸象征其勇猛，红额勾表现其暴躁性格，额间还绘有金色“煞”纹，暗示其“黑煞神”的绰号，他的唱腔用大锣大鼓伴奏，声如洪钟，念白多为炸音，如“哇呀呀！宋军小儿敢伤我？”一句，通过夸张的语气和肢体动作，将其鲁莽、凶悍的性格展现得入木三分，武打设计上，余洪的表演以大开大合的“大刀花”“翻身跌扑”为主，动作刚猛有力，与王俊的沉稳细腻形成鲜明对比，特别是在被火焚烧的段落，演员需结合“僵尸”“吊毛”“抢背”等技巧，表现出被火焰灼烧时的痛苦与挣扎，最后以“僵尸倒”的动作结束，极具视觉冲击力。
这出戏的艺术特色还体现在舞台美术的巧妙运用上,京剧舞台上的“火烧”场景并非通过真实火焰呈现，而是借助传统“火彩”技术，所谓“火彩”，是用松香粉、硫磺等混合物装在特制的铁盒中，由舞台人员在后台用鼓风机将粉末吹向舞台，形成逼真的火焰效果，演员需提前与后台人员配合，掌握火彩喷出的时机，在火起时做出相应的躲闪、翻滚动作，如王俊的“鹞子翻身”、余洪的“火滚背”等，既保证了安全，又增强了戏剧的真实感，剧中的服装道具也极具特色：王俊身着白色绣花箭衣，外罩红色团花铠甲，手持令旗和宝剑，体现其儒雅与威武；余洪则身披黑色虎头靠，头插雉尾，手持大刀，造型夸张，凸显其猛将风范，两军的旗帜、战鼓等道具也通过色彩对比（宋军红、黄为主，西夏军黑、蓝为主），强化了阵营的对立感。
从历史渊源来看,“王俊火烧余洪”的故事脱胎于清代小说《杨家将演义》中的“宗保巧计破敌”章节，京剧形成后，由早期“三庆班”的武生演员创排，后经“四大名旦”之外的武生流派（如黄月山派、李兰亭派）不断加工完善，逐渐成为一出集唱、念、做、打于一体的经典武戏，20世纪50年代，中国京剧院对其进行整理改编，删减了过于血腥的情节，强化了“以智取胜”的主题，使故事更具教育意义，当代，北京京剧院的青年演员如张建峰等曾复排此戏，在保留传统精髓的基础上，融入现代舞台技术，如使用电子火彩替代传统火彩，既保证了安全，又使视觉效果更加逼真，让这出老戏焕发了新的生机。
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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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王俊火烧余洪”中的“火彩”技术在京剧舞台上是如何保证安全的？
答：京剧舞台上的“火彩”使用传统松香粉（而非易燃的硫磺），由专业人员严格控制用量和方向，确保火焰短暂可控，现代演出中，部分剧团改用电子火彩设备，通过遥控模拟火焰效果，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演员在表演时会提前接受训练，掌握与火彩配合的节奏，如转身、躲闪的时机，避免被火粉灼伤。 -
问：这出戏与其他杨家将题材的京剧（如《穆桂英挂帅》）相比，有何独特之处？
答：区别在于主题和人物塑造。《穆桂英挂帅》以“巾帼英雄”为核心，突出穆桂英的家国情怀和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唱腔以梅派、程派的婉转见长；而《王俊火烧余洪》则聚焦“智谋破敌”，通过王俊的巧思和余洪的鲁莽形成对比，展现“以智取胜”的军事思想，艺术风格上更偏向“武戏”，武打场面和舞台特效更为激烈，人物性格也更具对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