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伍子胥》下集紧承上集“过昭关”“吹箫乞吴”的悲壮，以伍子胥助吴王阖闾夺位、兴兵伐楚、最终因直谏遭谗被杀为主线，在跌宕起伏的剧情中，展现忠臣的赤诚与命运的无常，也凸显豫剧高亢激越、悲壮苍凉的艺术特色。

下集开篇，伍子胥入吴后并未急于复仇，而是隐市井之中，以吹箫为生，实则暗中物色贤主，偶遇公子光（后为吴王阖闾），二人志趣相投，伍子胥以“内灭王僚，外伐强楚”之策打动公子光，豫剧此处以伍子胥的“吹箫”唱段为核心，唱腔由低沉婉转渐转激昂，“吹的是亡国之恨，诉的是骨肉冤”，箫声里藏刀，隐忍中蓄力，将人物隐忍与决绝交织的复杂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公子光专诸刺杀王僚后即位，伍子胥被拜为大夫,终于等到了复仇的契机。

伐楚之战是下集的高潮，伍子胥辅佐阖闾，以孙武为将，亲率大军五伐楚国，豫剧舞台通过紧凑的武打场面展现战场厮杀：伍子胥头扎红巾、身披白袍，手持长枪，在“急急风”锣鼓点中翻跃腾挪，枪法如游龙，“一杆银枪震乾坤”，既有沙场铁血，又不失老生的沉稳，最终吴军破楚都郢，楚平王已死，伍子胥掘墓鞭尸，三次抽打楚平王尸体，高唱“父兄仇不共戴天，掘墓鞭尸恨滔天”，此处唱腔转为“哭坟调”，苍凉悲愤，字字泣血，既有对亲人的愧疚，对暴君的愤恨，也有对复仇后空虚的怅惘，豫剧的“脑后音”和“炸音”技法将人物内心的撕裂感推向极致。

胜利的喜悦转瞬即逝，阖闾去世，夫差继位，伍子胥的悲剧命运悄然降临，夫差急于北上称霸，听信太宰嚠谗言，与越国议和，伍子胥苦谏无果，在“金殿谏君”一场中，他脱蟒袍、甩纱帽，以老生的“黑头”唱腔痛斥夫差：“忘父仇，信奸佞，吴国江山不久长！”唱腔由激昂转为悲怆，板式从“快二八”转为“慢板”，拖腔如泣如诉，将忠臣见疑的愤懑与无力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夫差恼羞成怒，赐伍子胥属镂宝剑，伍子胥临终前，仰天长叹：“我死之后，将我眼珠挖出，挂在城门之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兵踏平吴国！”豫剧以“叹五更”的经典唱段收尾，“一更里思起事根苗，伍子胥命运好不高”，唱腔凄厉悲凉，配上甩发、跪地等身段，将人物“死不瞑目”的悲壮定格为永恒。

下集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剧情的曲折，更在于豫剧程式与人物内心的深度融合，伍子胥的行当属“文武老生”，既有“唱、念”的儒雅，又有“做、打”的刚劲，鞭尸”时的“僵尸”绝活，表现极度愤怒后昏厥；“临终托孤”时的“抖髯”“揉眼”，展现生命将尽的挣扎，唱腔上，豫东调的“高腔”与豫西调的“悲腔”交替使用，既有“金戈铁马”的激昂，也有“孤雁哀鸣”的凄楚,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

以下为《伍子胥》下集关键情节与艺术表现对照表：

相关问答FAQs

Q1：豫剧《伍子胥》下集中，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情节为何能成为经典？这一情节在舞台表演上有哪些独特之处？
A：“掘墓鞭尸”是伍子胥复仇的高潮，也是其性格与命运的转折点，经典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个人仇恨的宣泄，更承载了“孝”“忠”“义”的儒家伦理冲突——伍子胥为报父兄之“孝”，不惜违背“掘墓鞭尸不仁”的礼教，这种极端行为将人物推向道德与情感的漩涡，极具戏剧冲击力，舞台表演上，豫剧通过多重手法强化感染力：一是唱腔，采用“哭坟调”，高亢的“脑后音”表现愤怒，低沉的“塌音”流露悲怆，如“一鞭下去血溅起，二鞭下去魂飞散”，字字带泪，声声含恨；二是身段，演员需完成“掘墓”（锄头动作）、“鞭尸”（三次扬鞭、抽打）、“昏厥”（“僵尸”倒地）等连贯动作，要求腰腿功力深厚，尤其“僵尸”绝活，需在倒地瞬间保持身体僵直，再缓缓软倒，将极度愤怒后的生理反应具象化；三是道具与化妆，楚平王尸体用黑布包裹象征腐朽，伍子胥的白袍与红头巾形成强烈对比，既显悲壮，又突出复仇者的决绝，这些元素的融合，使“掘墓鞭尸”成为豫剧舞台上“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的典范。

Q2：《伍子胥》下集中，伍子胥与夫差的矛盾冲突反映了怎样的传统忠君思想？这种思想在当代有何启示？
A：伍子胥与夫差的矛盾本质是“忠君”与“昏君”的冲突——伍子胥的“忠”是“忠于社稷”，他反对夫差议和越国，是担忧“养寇为患”，为吴国长远利益考量；夫差的“君”则是“独断专行”，他沉迷“霸主”虚名，听信谗言，将个人意志置于国家安危之上，这一冲突反映了传统“忠君观”的双重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让伍子胥最终难逃赐死结局；“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大忠”精神，让伍子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至死仍以吴国为念，当代启示在于，我们应摒弃“愚忠”，传承“忠”的本质——即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与责任，伍子胥“进尽忠言，死而不悔”的担当，夫差“因小失大、刚愎自用”的教训，都提醒我们：真正的“忠诚”需以理性为基、以大局为重，而非盲从权威；决策者更应广纳谏言，警惕“身边人”的谗言,方能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