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京剧的形成是清代中后期以来多种戏曲声腔在北京交流融合的产物，其发展历程深深植根于北京的政治文化土壤，吸收了各地戏曲艺术的精华，最终成为代表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国粹，追溯其来源，需从历史背景、声腔融合、艺术积淀等多个维度展开。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庆祝乾隆帝八十大寿，来自安徽的四大徽班——三庆班、四庆班、和春班、春台班相继进京献艺，这一事件被视为京剧诞生的直接契机，徽班以演唱徽调（二黄腔）为主，兼具武戏、文戏，表演风格热烈奔放，深受北京观众喜爱，当时北京戏曲舞台已有昆曲（雅部）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但徽班凭借灵活的演出形式和通俗的唱腔，迅速在民间站稳脚跟，徽班进京后，并非固守徽调单一声腔，而是主动适应北京观众的需求，广泛吸收其他剧种的艺术元素，他们吸收了汉调（又称楚调，以西皮腔为主）的唱腔和剧目，将徽调的二黄与汉调的西皮结合，形成“皮黄合奏”的新声腔，这成为京剧音乐的核心骨架，西皮腔明快活泼，多表现激昂或欢快的情绪；二黄腔则深沉稳重，擅长抒发悲凉或抒情的情感,两者的结合使京剧音乐的表现力极大丰富。

除了徽调、汉调的融合，京剧还大量借鉴了昆曲的表演艺术，昆曲作为“百戏之祖”，在唱念做打、身段程式上积累了数百年的成熟经验，徽班进京后，与昆曲艺人同台演出（所谓“徽昆两下锅”），吸收了昆曲的咬字吐字、水袖功、翎子功等细腻的表演技巧，使京剧的表演体系从粗犷走向精致，北方梆子腔的高亢激越、弋阳腔的通俗流畅以及民间小调的活泼生动，也被京剧吸纳，形成了兼具南北特色、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

在角色行当方面，京剧早期继承了徽剧的“末、生、旦、净、丑、外、贴、夫”八大门类，后经精简与融合，逐渐形成“生、旦、净、丑”四大基本行当，并在行当内部细分出更丰富的分支，生行包括老生（如扮演中老年男性，注重唱功和做功）、小生（年轻男性，分文武）、武生（擅长武打）；旦行有青衣（端庄女性，重唱功）、花旦（活泼少女，重念做）、武旦（擅长武打的女性）、老旦（老年女性）；净行俗称“花脸”，以脸谱著称，分铜锤花脸（重唱功）、架子花脸（重做功）；丑行则分文丑（方巾丑、褶子丑等）、武丑（擅长武打和念白），这种精细的行当划分,为不同类型人物的塑造提供了规范化的表演范式。

京剧的成熟离不开一批艺术家的创造性贡献，道光至咸丰年间，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并称“老生三鼎甲”，他们在徽调、汉调融合的基础上，结合北京语音特点，创立了京剧的早期唱腔流派，程长庚（徽派）融合徽剧的沉稳与昆曲的典雅，擅长表现历史人物的悲壮；余三胜（汉派）则将汉调的西皮腔与徽剧的二黄腔结合，唱腔婉转华丽；张二奎（京派）嗓音洪亮，表演质朴，贴近北京市民的审美趣味，此后，谭鑫培集众家之长，创立“谭派”，标志京剧艺术走向成熟，他的唱腔悠扬婉转，表演细腻传神，被誉为“伶界大王”,其艺术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

剧目方面，京剧早期以移植改编徽剧、汉剧传统剧目为主，如《定军山》《捉放曹》《贵妃醉酒》等，后来逐渐创作出大量反映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原创剧目，形成了文戏、武戏、唱功戏、做功戏等不同类型，题材涵盖政治、军事、爱情、公案等,满足了不同观众群体的需求。

以下为京剧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要素概览：

京剧的形成，是中国戏曲史上“融合-创新-定型”的典型案例，它并非单一剧种的简单延续，而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下，多元文化碰撞交流的结晶，从徽班进京的初始尝试，到皮黄声腔的融合定型，再到表演体系的完善成熟，京剧最终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至今仍在舞台上焕发着生命力。

FAQs

问：京剧为什么被称为“国戏”？
答：京剧被称为“国戏”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其形成于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融合了全国多地戏曲精华，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二是艺术体系成熟完整，集唱、念、做、打于一体，兼具文学性、音乐性、舞蹈性和武术性，是中国戏曲艺术的集大成者；三是文化影响深远，不仅在国内拥有广泛观众，还通过海外演出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被世界认可为东方戏剧艺术的典范。

问：京剧的形成对其他地方戏有什么影响？
答：京剧的形成对地方戏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京剧的成熟为地方戏提供了可借鉴的艺术范式，如声腔板式、行当划分、表演程式等，推动了地方戏的规范化（如川剧、粤剧等都曾吸收京剧元素）；京剧的“国粹”地位也促使地方戏在竞争中寻求特色，强化自身地域文化属性（如越剧的柔美、豫剧的豪放），形成了“京剧引领、地方戏百花齐放”的戏曲生态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