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艺术作为中国戏曲文化的瑰宝,其剧目体系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人文精神，在众多经典剧目中，“五娘”这一角色形象深入人心，她出自传统京剧《琵琶记》，而《琵琶记》作为京剧舞台上的重要骨子老戏，其年代背景与演变历程，不仅关联着京剧艺术的发展脉络，也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轨迹，要准确理解“京剧五娘”的年代，需从《琵琶记》的源流、京剧的形成与改编、以及不同时期的演出实践等多个维度展开分析。
《琵琶记》的故事原型最早可追溯至南宋时期民间流传的赵贞女蔡伯喈传说，这一故事在元代经高明改编为南戏，成为“南戏之祖”，南戏《琵琶记》以“子不认妻、雷轰蔡伯喈、马踏赵五娘”为核心情节，塑造了赵五娘这一集贤德、坚韧、孝义于一身的女性形象，京剧作为独立剧种，形成于清代中后期（约19世纪初中叶），其前身为徽班进京后融合徽调、汉调、昆曲、秦腔等声腔形成的“皮黄戏”，京剧《琵琶记》并非直接继承自南戏，而是在清代中后期京剧形成过程中，对南戏、昆曲等传统剧目进行改编移植的产物。
京剧《琵琶记》的形成与清代中后期的初步发展
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徽班进京为乾隆帝祝寿，开启了中国戏曲史上的“徽班时代”，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徽班在与汉调、昆曲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以西皮、二黄为主要声腔的京剧雏形，这一时期，大量传统昆曲、弋阳腔剧目被京剧艺人吸收改编，《琵琶记》便是其中之一，据清代《梦华琐簿》等文献记载，道光年间已有“三庆班”“四喜班”等京剧班社演出《琵琶记》，但此时的演出尚处于“幕表戏”阶段，即只有情节大纲，无固定唱词，表演风格也保留了较多徽调、汉调的粗犷质朴，赵五娘的形象更侧重于“孝妇”的悲苦，尚未形成后世成熟的旦角表演体系。
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京剧进入“前三鼎甲”时期（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京剧艺术逐渐成熟，剧本文学与表演程式日趋规范，程长庚作为“老生泰斗”，曾亲自改编并主演《琵琶记》，其饰演的蔡伯喈沉稳儒雅，而赵五娘则由青衣演员应工，唱腔以二黄为主，注重“唱功”与“做功”的结合，这一阶段的《琵琶记》虽仍以南戏情节为框架，但已融入京剧的板式变化（如原板、慢板、散板等），并通过“吃糠”“描容”“上路”等核心场次，强化了赵五娘的戏剧冲突与情感张力，此时的演出，标志着京剧《琵琶记》从“移植改编”走向“京剧化”的重要一步。
清末民初的成熟与流派纷呈
光绪、宣统年间（1875-1911年），京剧进入“后三鼎甲”时期（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旦角艺术也迎来发展高峰，以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为代表的“四大名旦”相继崛起，极大地丰富了旦角表演的内涵，在这一背景下，《琵琶记》的演出更加精细化，赵五娘的形象塑造也从单一的“悲情孝妇”向“立体女性”拓展，融入了更多闺门旦的端庄与青衣的坚韧。
梅兰芳对《琵琶记》的改编尤为突出，他于20世纪20年代推出的《琵琶记》（又名《赵五娘》），在保留传统情节的基础上，对唱腔、念白、服饰、化妆进行了全面革新，在“南浦送别”一场中，梅兰芳借鉴昆曲的水磨腔，为赵五娘设计了婉转悠扬的二黄慢板，既体现了女性的柔美，又传递出离别的哀愁；在“描容上路”中，他通过“水袖功”与“身段”的结合，将赵五娘的悲愤、决绝与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荀慧生则以“荀派”的“花衫”应工赵五娘，在“吃糠”一场中加入哭腔与表情特写，强化了人物的悲剧色彩；程砚秋则通过“程派”幽咽婉转的唱腔，突出赵五娘的隐忍与深情，这一时期，《琵琶记》成为京剧旦角的“必修戏”，不同流派的演绎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赵五娘的形象也因此深入人心。
20世纪中后期的传承与时代改编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后），传统戏曲进入“改人、改戏、改制”的新阶段，《琵琶记》作为传统剧目，在“推陈出新”的原则下被多次整理改编，1956年，上海京剧院的李炳淑（梅派传人）在《琵琶记》中饰演赵五娘，其演出版本删减了原作中封建迷信的情节（如雷轰、鬼魂等），强化了赵五娘的“劳动妇女”形象，唱腔上更注重时代气息，通过“二黄导板”“回龙”等板式的组合，表现人物从绝望到抗争的心理变化，这一时期的演出，既保留了京剧的传统程式，又融入了现代审美，使《琵琶记》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京剧“振兴工程”的推进，《琵琶记》被纳入“国家重点传统剧目保护计划”，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院等院团多次复排此剧，2007年，国家京剧院的吕慧斌（尚派传人）在《琵琶记》中，通过“虚实结合”的舞台设计（如用纱幔象征“描容”时的回忆），将传统表演与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进一步拓展了赵五娘形象的现代解读。
京剧《琵琶记》不同时期演出概况
为更清晰地展现京剧《琵琶记》的演变历程，以下表格梳理了不同时期的代表演员、艺术特点及经典场次：
| 时期 | 代表演员/班社 | 艺术特点 | 经典场次 |
|---|---|---|---|
| 清代中后期 | 程长庚（三庆班） | 徽汉合流，唱腔质朴，侧重“孝妇”悲苦 | 《吃糠》《描容》 |
| 清末民初 | 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 | 流派纷呈，旦角程式成熟，形象立体 | 《南浦送别》《上路》《书馆相会》 |
| 20世纪中后期 | 李炳淑（上海京剧院） | 去芜存菁，强化劳动妇女形象，唱腔时代化 | 《吃糠》《描容》《扫松》 |
| 当代 | 吕慧斌（国家京剧院） | 传统与现代结合，舞台技术丰富，心理刻画深化 | 《南浦送别》《琵琶词》《写真》 |
京剧五娘（赵五娘）的形象，从清代中后期京剧形成时的初步移植，到清末民初流派纷呈的艺术成熟，再到20世纪中后期的时代改编与当代创新，跨越了近两百年的历史，这一过程中，《琵琶记》不仅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念（如孝道、忠贞），更在京剧艺术的不断发展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赵五娘的“坚韧”与“贤德”，通过一代代京剧艺术家的演绎，成为京剧舞台上的经典符号，也成为中国戏曲文化中女性形象的典范。
相关问答FAQs
Q1：京剧中的赵五娘与南戏原作《琵琶记》有哪些主要区别？
A1：京剧赵五娘在南戏基础上进行了“京剧化”改编：①情节上删减了封建迷信元素（如雷轰、鬼魂等），强化现实主义；②表演上融入京剧旦角程式（如梅派的“水袖功”、程派的“幽咽腔”），形成独特的唱念做打体系；③人物形象从南戏的“符号化孝妇”拓展为“立体女性”，增加了心理刻画与情感层次；④唱腔以西皮、二黄为主，取代南戏的“南曲”声腔，更符合京剧观众的审美习惯。
Q2：现代京剧舞台上《琵琶记》的演出有哪些创新？
A2：现代京剧《琵琶记》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舞台呈现上，运用多媒体技术（如纱幔投影、灯光变化）营造“回忆”“梦境”等氛围，增强视觉冲击力；②人物塑造上，突破传统“贤妻良母”框架，强调赵五娘的“主体性”与“抗争精神”，如“吃糠”一场中加入对封建压迫的暗讽；③音乐唱腔上，在保留传统二黄、西皮的基础上，融入交响乐元素，拓展音乐表现力，如《琵琶词》唱段中用弦乐烘托人物的悲怆与坚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