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纅灯记如何展现戏曲艺术魅力？-梅州光影戏剧网

戏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历经千年沉淀，融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形成了独特的表演体系和审美范式，从宋元南戏、元杂剧的滥觞，到明清昆曲、京剧的鼎盛，戏曲始终以“唱、念、做、打”为基本手段，通过程式化的表演和虚拟化的舞台呈现，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伦理道德浓缩于方寸舞台，成为承载民族精神与审美情趣的重要载体，京剧作为戏曲艺术的集大成者，以其恢弘的气度、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国粹”，而现代京剧《红灯记》更是以其鲜明的时代主题、饱满的人物形象和艺术创新,成为京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戏曲京剧红灯记

京剧的形成是清代戏曲融合发展的结果，乾隆年间，以“三庆”“四喜”“春台”“和春”为代表的徽班进京，融合汉调、昆曲、秦腔、梆子等声腔，逐渐形成了以西皮二黄为主要唱腔的新剧种——京剧，它以北京为中心，迅速风靡全国，并在百余年的发展中不断完善行当分工、表演程式和音乐体系，京剧的行当分为“生、旦、净、丑”四大类，每个大类下又细分不同角色，通过扮相、唱腔、身段的差异，塑造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生行包括老生（中老年男性，如诸葛亮）、小生（青年男性，如周瑜）、武生（擅长武打的男性，如赵云）；旦行分青衣（端庄女性，如王宝钏）、花旦（活泼女性，如红娘）、武旦（擅长武打的女性，如穆桂英）、老旦（老年女性，如佘太君）；净行俗称“花脸”，以脸谱勾勒性格特征，如红脸关羽（忠义）、白脸曹操（奸诈）；丑行则通过诙谐幽默的表演调节气氛，分文丑（如《群英会》的蒋干）、武丑（如《三岔口》的刘利华），京剧的唱腔以西皮二黄为主，板式丰富，既有高亢激越的快板，也有深沉委婉的慢板；念白兼具韵律性与生活化，分为韵白（如念白）和散白（如口语）；做打则是表演的核心，通过眼神、手势、台步和武打动作,将人物内心世界外化为可视的艺术形象。

现代京剧《红灯记》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京剧改革“推陈出新”的典范之作，该剧由翁偶虹、阿甲等编剧，改编自同名沪剧，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党员李玉和一家三代为保护密电码，前仆后继、英勇牺牲，最终由养女李铁梅将密电码送给游击队，完成革命任务的故事，作为“革命现代戏”的代表，《红灯记》突破了京剧传统题材多取自历史演义、才子佳人的局限，将现实主义精神与京剧艺术形式相结合,实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

在人物塑造上，《红灯记》以“三代人”为线索，通过个性化的唱腔与表演，勾勒出革命者的群像，李玉和作为地下交通员，其唱腔苍劲有力，如“提篮小卖拾煤渣”一段，以朴实的语言和深沉的旋律，展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对生活的热爱；面对敌人拷打时，“浑身是胆雄赳赳”的唱段，则通过高亢的腔调和激昂的节奏，凸显了革命者的钢铁意志，李奶奶作为老一代革命者，其唱腔沉稳厚重，“血债要用血来偿”一句，如惊雷震彻舞台，传达了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李铁梅从天真少女到革命战士的成长，通过“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唱段，以明亮的音色和灵动的身段，表现了其思想觉醒与坚定信念，反面人物鸠山的塑造则突破了传统脸谱化的脸谱，通过阴险的念白和虚伪的做派，揭示了敌人的狡诈与残忍，体现了“以反面人物衬托正面主题”的艺术手法。

戏曲京剧红灯记

在艺术创新上，《红灯记》对京剧传统程式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传统京剧中的“开门”“上楼”等动作多靠虚拟表演，而剧中“密电码”的传递、“刑场斗争”等场景，则通过道具（如红灯、密电码）和灯光（如红光象征革命信念）的运用，增强了舞台的真实感与冲击力，唱腔设计上，既保留了西皮二黄的韵味，又融入了民间音乐元素，如“听罢奶奶说红灯”中，借鉴了民歌的叙事方式，使唱段更贴近现代观众的审美，该剧在武打设计上弱化了传统京剧的“开打套路”，转而突出“打”的戏剧性，如“赴宴斗鸠山”一场，通过李玉和与鸠山的言语交锋和肢体冲突，将心理斗争外化为舞台动作,增强了剧情的紧张感。

《红灯记》的成功，不仅在于其革命主题的深刻性，更在于其对京剧艺术现代化的探索，它证明了京剧这一古老艺术形式能够承载当代内容，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实现了传统艺术与时代精神的共振，自1964年首演以来，《红灯记》的唱段广为流传，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京剧现代戏的标杆,也为传统戏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