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头记》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极具讽刺意味与伦理教化价值的经典剧目，其故事源于民间传说，经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改编为俚曲后广为流传，后被多个地方剧种移植演绎，成为家喻户晓的“劝孝”戏，全剧以“墙头”为核心意象，通过一个家庭内部的伦理冲突，揭露了人性的贪婪与不孝，也彰显了底层民众的智慧与反抗精神,数百年来始终在舞台上焕发着生命力。

剧情梗概围绕张木匠的家庭悲剧展开，张木匠早年丧妻，含辛茹苦将两个儿子大乖和二拉扯成人，儿子成家后，却因嫌弃父亲年老体衰、成为累赘，互相推卸赡养责任，起初，两人以“分家”为由，将父亲拆成两半，轮流奉养，实则各自敷衍，让张木匠吃尽苦头，两人竟将父亲推至院墙之上，任其自生自灭，谓之“墙头记”，走投无路的张木匠心生一计，假装病死，并留下“遗嘱”称：谁将其厚葬，谁便能继承其“藏有金银”的“家产”，原本对父亲冷漠的儿子们闻听有“遗产”，立刻转变态度，争相抢着埋葬父亲，在争抢过程中，两人为独吞财产甚至大打出手，闹出诸多笑话，张木匠“复活”，看着儿子们的丑态，既悲又愤，用计谋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孝与贪婪，幡然醒悟，一家人重归于好，故事虽以喜剧收尾,却深刻揭示了传统社会中家庭伦理的失序与亲情的异化。

主题思想层面，《墙头记》以“孝道”为核心，通过张木匠的遭遇，尖锐批判了儿子们的忘恩负义、见利忘义，剧中的“墙头”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分隔，更是亲情断裂的象征——父亲被“推上墙头”，意味着他被排除在家庭之外，成为被抛弃的“局外人”，张木匠并非单纯的受害者，他的“装死计谋”展现了底层民众在绝境中的智慧与反抗，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让儿子们亲身体会到贪婪与不孝的恶果，从而实现道德教化的目的，全剧在讽刺与幽默中渗透着对传统孝道的呼唤，也揭示了物质利益对亲情的侵蚀,引发观众对家庭伦理的深刻反思。

艺术特色上，《墙头记》作为俚曲改编的剧目，语言风格贴近市井生活，多用方言俗语，生动活泼，充满乡土气息，人物塑造鲜明立体：张木匠的善良与智慧、大乖二乖的贪婪与自私，都通过质朴的对白和动作跃然台上，让观众既恨其不孝，又叹其可悲，情节设计巧妙，“推上墙头”“装死骗葬”等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戏剧冲突强烈，讽刺效果突出，在表演形式上，该剧被吕剧、京剧、豫剧等多个剧种移植，各具特色：如吕剧以唱腔朴实细腻见长，通过“张木匠诉苦”等唱段展现人物内心；京剧则注重程式化表演，通过夸张的动作和表情强化讽刺意味,使剧目在不同地域焕发独特魅力。

流传影响方面，《墙头记》自清代诞生以来，便因其贴近生活的故事和深刻的教化意义，成为民间舞台上的常演剧目，在旧社会，它被作为“劝孝戏”在庙会、节庆时演出，起到警示世人的作用；进入现代社会，虽传统孝道观念有所变迁，但剧中对人性贪婪的批判、对家庭和谐的追求，依然具有现实意义，20世纪以来，该剧被多次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等艺术形式，并通过现代舞台技术的融入，如多媒体布景、灯光音效的运用，让经典剧目与当代观众产生共鸣。《墙头记》已成为研究传统戏曲伦理教化功能、探讨家庭关系的重要文本,其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历久弥新。

主要人物及性格特点如下：

《墙头记》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折射出传统社会的伦理困境与人性的复杂，它用幽默的笔调解构严肃的孝道主题，又以温暖的结局传递着“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希望，成为传统戏曲中讽刺与温情并存的典范，其艺术魅力与思想价值,至今仍在戏曲舞台上熠熠生辉。

FAQs

问题1：《墙头记》的作者是谁？这部剧最初是什么形式的作品？
解答：《墙头记》的作者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最初，蒲松龄将其创作为一部俚曲（又称“通俗歌曲”），用民间口语和曲调讲述故事，语言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后来才被改编为戏曲剧本，在舞台上广泛流传，成为多个地方剧种的经典剧目。

问题2：《墙头记》在现代社会的演出中，有哪些创新改编？
解答：现代版本的《墙头记》在保留核心情节和主题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方面创新，在舞台设计上融入现代科技元素，如多媒体投影增强“墙头”场景的视觉冲击；在人物塑造上，部分版本赋予两个儿子更复杂的时代背景，如受拜金主义影响，使人物更具现实意义；还有的版本在结尾加入开放式处理，引发观众对现代家庭关系的进一步思考,让经典剧目焕发新的时代活力。